第(2/3)页

    她的目光转向李建平，语气诚恳：“当然，我们也不否认，在工作推进过程中，可能存在个别工作人员对政策理解不到位、执行不精准的情况。对此，我们建立了常态化的企业走访机制，每月安排专人上门听取企业诉求，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。截至目前，尚未发现一起因执法不当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案例。”

    “第三，关于程序正义。”林雪的目光变得愈发锐利，像两把出鞘的利剑，直刺核心，“这是我们工作的生命线，也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底线。凌源所有涉黑涉恶案件，批捕率100%，起诉率100%，有罪判决率100%。更重要的是，零无罪判决、零证据非法排除、零程序违法上诉。这个数据，已经通过了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专项评查，评查报告明确指出，凌源的涉黑案件办理‘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、程序合法规范’。”

    她停顿了一下，忽然转过身，目光投向礼堂侧面的窗户：“但我觉得，这些问题最有资格回答的，不是冰冷的数据，而是活生生的人。是那些曾经深受黑恶势力迫害的群众，是那些在安全环境中安心经营的企业主，是那些在阳光下正常生活的普通人。他们的感受，才是最真实的答案。”

    话音刚落，礼堂西侧的侧门被缓缓推开。在两名工作人员的引导下，十二个普通百姓鱼贯而入。他们有老有少，穿着朴素甚至有些陈旧的衣服——有的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有的穿着磨破鞋底的旧皮鞋，有的穿着打了补丁的牛仔裤。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丝紧张和局促，双手要么紧紧攥着衣角，要么放在身侧微微发抖，站在宽敞华丽的礼堂里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

    “他们是自愿来的。”林雪看着这些百姓，眼神中满是敬意，“听说省里在召开这个关于社会治理的研讨会，今天早上，他们自发聚集在了会展中心的院子里。我们征求了会议主办方的同意，邀请他们派代表进来，和各位领导、各位同仁分享一下他们的真实感受。”

    一个驼背的老人颤巍巍地走了出来。工作人员想要上前搀扶，他摆了摆手，拒绝了帮助，自己一步一步地朝着发言席走去。他太老了，背几乎弯成了九十度，像一座佝偻的小山，每走一步都显得异常艰难，裤腿因为走路的动作微微晃动，露出脚踝处干瘪的皮肤。但当他慢慢抬起头时，那双深陷在皱纹里的眼睛，却异常清亮，透着一股历经沧桑后的坚定。

    “我叫郑福贵，八十二岁，在凌源卖了一辈子豆腐。”老人的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打磨过，却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，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，“赵天霸的人，从二十年前就开始收我的保护费。一开始是每天五块，后来涨到十块、二十块，最后涨到一天五十块。我一个卖豆腐的，一天也就挣一百多块，大半都要交给他们。不给，他们就砸我的摊子，掀我的豆腐板，还打我。我儿子气不过，跟他们理论了几句，被他们打断了三根肋骨，躺了大半年才能下床。”

    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，他抬手擦了擦眼角，继续说道：“那些年，我每天都活得提心吊胆，天不亮就出门，天黑透了才敢回家，就怕遇到他们。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，直到雷局长、林书记他们来了，把赵天霸这帮坏人抓了起来。现在，我能推着我的豆腐车，在凌源的任何一条街上卖豆腐，再也没有人敢收我的保护费，再也没有人敢砸我的摊子。”

    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东西，小心翼翼地展开——是一张皱巴巴的营业执照，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，但鲜红的公章依旧清晰。“这是我上个月刚办的，正规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。政府知道我年纪大，还给我免了三年的税费。我现在每天能挣两百多块，自己花不完，还能给重孙子买零食。”

    老人环视了一圈会场，目光最后落在李建平身上，眼神里没有愤怒，只有一种朴素的质问：“这位领导，您刚才说的‘成本’，我一个老头子不懂。但我懂一个理：以前我每天挣的钱，三成要交给流氓；现在我挣的钱，全是我自己的。以前我不敢抬头看人，现在我能挺直腰杆做生意。您说这样的扫黑除恶值不值？这样的‘成本’花得该不该？”

    老人说完，慢慢转过身，一步一步地走回人群中。整个礼堂鸦雀无声，只能听见他蹒跚的脚步声。几秒钟后，雷鸣般的掌声突然爆发出来，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热烈、都要持久。几位代表甚至红了眼眶，悄悄抹了抹眼角。

    接着，一个中年妇女走上前。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，袖口磨得发亮，脸上带着风霜的痕迹。“我叫王秀兰，是城东菜市场的摊贩。”她的声音有些发抖，却很清晰，“赵天霸的侄子在菜市场当‘管理员’，每个摊位每月要交一千块‘管理费’，不交就把你的摊子扔出去。我丈夫得了重病，家里全靠我这个摊子糊口，实在交不起。他们就把我的菜都扔在地上，用脚踩烂，还把我推倒在地，踢了我好几脚。”

    她抬手撩起裤腿，露出膝盖上一道长长的疤痕：“这就是当时留下的。扫黑除恶后，那个‘管理员’被抓了，菜市场重新选了负责人，再也没有人敢乱收费了。我现在每个月能多挣两千多块，足够给我丈夫买药了。我今天来，就是想告诉大家，没有扫黑除恶，就没有我们这些小摊贩的活路。”

    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、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、一个拄着拐杖的残疾人、一个曾经的受害者家属……十二位代表，每个人只讲两三分钟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没有复杂的逻辑，只有最朴素、最真实的生活片段。他们讲自己如何被黑恶势力欺压，如何在扫黑除恶后重获新生，讲自己现在能安心睡觉、能放心做生意、能挺直腰杆做人的幸福。

    当第十二位代表——那个曾经被赵天霸逼着下跪舔鞋的修鞋匠老陈，红着眼眶说“我修了三十年鞋，以前见了赵天霸的人就像见了阎王，得绕道走。现在，我在街边摆摊，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，我能挺直腰杆做人了”时，礼堂里的掌声再次爆发，不少人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

    李建平坐在座位上，始终面无表情，嘴角甚至还维持着一丝淡淡的微笑。但他手里的笔，已经很久没有动过了，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，后颈的红色也蔓延得更广了些。

    父亲的电话与高层的棋局

    中午休会时，林雪回到主办方安排的休息室。休息室不大，布置简洁，一张沙发，一张茶几，窗外是会展中心的花园。连续几个小时的汇报和交锋，让她感到有些疲惫，她靠在沙发上，轻轻揉了揉眉心，眼底的红血丝清晰可见。

    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屏幕上显示着“父亲”两个字。林雪心中一暖，按下了接听键。

    “小雪，我在看直播。”老司令员的声音通过电波传来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，沉稳而有力，“讲得好，非常好。数据扎实，故事感人，尤其是最后让老百姓自己站出来说话，这招高明。事实胜于雄辩，人心才是最有力的证据。”

    “爸，您也在关注这个会？”林雪的声音带着一丝放松，像个得到夸奖的孩子。

    “当然关注。”父亲的语气里满是骄傲，“你的每一步工作，我都在看着。李建平的那三个问题，我也听到了。”

    提到李建平，林雪的语气瞬间严肃起来：“爸，他的问题很尖锐，明显是有备而来。我怀疑，他背后有人支持，想要刻意抹黑我们的工作。”

    “嗯，我听出来了。”父亲的声音沉了下来，“小雪，你要明白，他问这些问题，不是真的想要一个答案，而是在试图定调子。他想把讨论框在‘成本’‘副作用’‘程序瑕疵’这些技术细节里，让大家忽略你们最核心的成绩——铲除了一个危害凌源百姓二十多年的犯罪集团，还了当地一片朗朗乾坤。这是一种很隐蔽的舆论引导，试图让扫黑除恶从一场正义的斗争，变成一个可以被质疑、可以被争论的‘技术问题’。”

    林雪的心里一凛，父亲的话点醒了她。她之前只想着如何用数据和事实回应问题，却没意识到李建平的根本目的是转移焦点。“那该怎么办？接下来他们可能还会有其他动作。”

    “你已经做对了最关键的一步。”父亲的声音缓和下来，带着一丝欣慰，“用人心破技术，用真实的生活体验回应抽象的理论质疑。老百姓的声音，比任何华丽的辩护都有力量。不过，光这样还不够。李建平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发难，背后肯定有支持他的势力。我已经打听了一下，他最近半年，至少三次去北京参加某个所谓的‘法治建设研讨会’。这个研讨会的组织者，是几个在法学界有名的‘法治理想主义者’——当然，这是好听的叫法，实际上，他们背后接受了不少境外资金，长期鼓吹‘司法独立’‘弱化政府权力’，对我们的扫黑除恶、基层治理工作一直持批判态度。”

    林雪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：“您的意思是，李建平可能和这些人有勾结？甚至……和境外势力有关联？”

    “不排除这种可能。”父亲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，“扫黑除恶不仅打掉了黑恶势力，也触动了很多人的既得利益，包括一些隐藏在体制内的‘保护伞’、灰色利益链条的受益者。他们害怕凌源模式被推广，害怕这种‘零容忍’的治理方式会断了他们的财路，所以才会想方设法抹黑、阻挠。李建平，很可能就是他们推到前台的代言人。”

    林雪沉默了，一股巨大的压力涌上心头。她知道，这场斗争远没有结束，反而进入了更复杂、更隐蔽的阶段。“爸，我有点累。有时候会想，我们只是想为老百姓做点实事，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阻力？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带着一丝疲惫和委屈。

    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传来父亲温和而坚定的声音：“小雪，累了就歇会儿，但歇完了，还得站起来。因为你身后不止有凌源的老百姓，还有那些为扫黑除恶牺牲的干警，有雷杰这样和你并肩作战的同志，还有无数期待正义、渴望安宁的普通人。你们开了一条路，一条守护正义、净化风气的路，就得有人把这条路守住、拓宽，让更多地方的老百姓能走上这条路。”

    “我知道了，爸。”林雪深吸一口气，疲惫的眼神重新变得坚定起来，“我不会退缩的。”

    “好，这才是我的女儿。”父亲的语气里满是欣慰，“晚上我给你发个电话号码。是我一个老战友，姓徐，现在在中央政法委研究室工作，负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课题。他最近正在收集典型案例，你们凌源的经验很有代表性。你可以联系他，把凌源的情况详细汇报一下，把材料整理一份给他。”
    第(2/3)页